圖為1956年8月15日鄧小平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召開黨的八大的通知。八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開了全面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幕。（陸琴）

半個多世紀前的1963年5月，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這些論斷也一再被中國共產黨誕生95年來的歷史所証實。

今天，我們講要堅定理論自信，這種理論自信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來源於實踐，來源於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一般地說，這是對的。但是，僅僅止於此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思考，這種理論自信到底來源於什麼樣的實踐？

“師夷長技以制夷”隻能淪為滿腔熱情的空談甚至幻想，要徹底改變淒苦命運，必須進一步尋求先進科學理論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曾在大部分時間裡遙遙領先西方，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直到清康雍乾。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使東方的古老中國進入歷史的岔路口，且處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此之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有了百余年刻骨銘心的慘痛歷史。

那是中華民族風雨如晦的悲劇性年代，也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覺悟性時代。出路何在？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求索和不屈不撓的抗爭。魏源認為“中國智慧無所不有”，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一些人提出過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主張，也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改良的途徑如維新變法運動以及立憲運動等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更是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是，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沒有最終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亡國滅種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於中國人民的頭頂之上。

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所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曾把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老師與學生”的關系。他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一句話，以西為師，步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后塵，穿別人的鞋，走別人的路，是一概行不通的，都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師夷長技以制夷”隻能淪為滿腔熱情的空談甚至幻想。而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淒苦命運，就必須進一步尋求一個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進科學理論，必須找到一支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階級力量，必須探索出一條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途和正道。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科學命題，所謂化者，乃徹頭徹尾、徹裡徹外之謂也

理論源於實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1920年7月，毛澤東就曾說過，一個革命團體，不應該徒然成為“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而應該成為“主義的結合”。“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也有一個落地、扎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問題。同樣，走俄國人的路，也有一個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在認識上經歷了長期的思考過程，在實踐中經歷了長期的探索過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提出了“先佔鄉村、后取城市”即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終使過去那種囫圇吞棗式的革命失敗后所留存下來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與十月革命相比，暴力革命呈現的形式相同，但我們黨痛定思痛之后推進的暴力革命所展開的路徑則是迥異的。

歷史進程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從哪裡開始。86年前，即1930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該文有兩個著名的小標題，即“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前者講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后者則使用了3個“中國”的字眼。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深知，馬克思主義誕生於19世紀，但它並沒有停留於19世紀。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歐，但它卻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和實踐。

1938年，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所謂化者，乃徹頭徹尾、徹裡徹外之謂也。1942年，毛澤東又指出：“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隻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解決中國問題”和“創造些新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歷史的邏輯和實踐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一條革命的勝利之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並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把它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譜寫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第一次結合”的大文章，這既是來自中國革命實踐的中國智慧，更是來自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自信。

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恰如在臨帖后獨立，在獨立后創新

在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並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是，掌握了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和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民，從國民黨手中接過來的卻是一個千孔百瘡的破爛攤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沒有經驗，同樣隻能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

社會主義改造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我們創造了許多新的東西。但是，毛澤東清醒地認為，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內容更多一些。1960年4月30日，毛澤東總結說：“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說是抄的，就是抄蘇聯。這個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於寫字一樣，歷來寫字講究臨帖，你不臨帖怎麼行呢？所以，不能講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個臨帖是錯了。臨帖之后，你就要脫離那個帖，自己獨立寫字嘛。而且，寫草字的人先要寫正楷，然后才能寫草書，不可以一下子就寫草書。看來，要有個時期學習外國。現在還要學習外國，不能說現在連一點書都不抄了。人家書上是正確的東西，而我們沒有書，這一部分還得抄。取經是一萬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經，我取你的經。不能搞絕對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學。”我們可以把這一深刻的反思概括為“寫字論”。

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不斷突破教條主義的過程

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曾指出：“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因此，他又提出要“以蘇為鑒”，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實際上拉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帷幕。這一時期，黨領導人民在探索中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