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后，邓小平的军旅生涯进入了新阶段，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做军队政治工作时，都一直牢牢抓紧宣传工作这个中心环节不放松。
抗战初期，动员民众加入军队、补充和组织新的兵团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邓小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提倡下面这种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群众大会、个别谈话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根据地建设遇到困难时，邓小平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包括宣传工作。为反制敌人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特务全面进攻的“囚笼政策”，邓小平在1941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提出迎接1941年严重斗争的各种措施，其中就提出“要加强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采用一切形式、不同方法，不知疲倦地去加强民众的抗日爱国教育”的措施。
1941年4月“百团大战”之后，太行区遇到严重困难，敌占区扩大，抗战区缩小。邓小平在分析原因之后，要求全区同志用一切努力来扭转这种严重局面，其中之一，也提到宣传工作。他说：“